| 人与自然和谐是科学消费观的价值基础
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经过反思后得出的科学认识
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着人类文明与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而人类文明的进步也影响着自然的结构、功能及演化。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由和谐到失衡、再到新的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在农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整体上保持和谐的同时,出现了阶段性、区域性的不和谐。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和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人类开始不安于自然的庇护和统治,在利用自然的同时试图改造自然,而这种改造往往伴随着很大的盲目性、随意性和破坏性。工业文明的到来,使社会生产力有了质的飞跃,人类对自然由利用变为了征服,“人是自然的主宰”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以及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最终造成自然资源迅速枯竭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荒漠化、动植物物种大量灭绝⋯⋯一系列灾难性恶果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征服自然在给人类带来巨额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灾难,严峻的现实促使人类反思自己的观念和行为。恩格斯早就发出警告:“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和认识不断深化。1972 年,联合国发表《人类环境宣言》,郑重声明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自然的义务。90 年代以后,《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 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一系列文件和国际公约的问世,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已成为全球共识。
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求我们确立科学的消费观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就是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动态的,和谐的内涵会伴随社会进步而不断升华,追求和谐的过程就是人类不断认识自然、适应自然的过程,就是人类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调整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也就是人类在不断发展自己、提高自己的同时不断改善自然、完善自然的过程,是一个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在当今世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展的关键是端正人的态度,校正人的认识,调整人的行为。
科学的消费观必须充分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地球生态圈”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为此我们要抓住以下两个最关键的环节。
首先是克服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以一种开放的宽容态度处理与自然的关系。重新肯定人与自然之间天然的和谐关系,它们存在共同的生态利益,应把人类发展与维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寻求社会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改善生态环境。事实上,良好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和物质基础。必须考虑到发展的可持续性,社会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能对后代人的需要构成威胁,要强调代际平等与代内平等,社会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一个根本条件是要使全体人民享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成果,创造稳定、健康、幸福的生活环境。
其次,在消费过程中提倡循环经济,形成“地球生态圈”。这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只有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而没有真正的废弃物,其特征是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排放,从而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简言之,循环经济是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它是实施可持续战略必然的选择和重要保证。
走出“有增长、无发展”的怪圈
二次大战后的60 年间,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走上了经济振兴之路。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的取得了成功,步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而有的却长期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怪圈,经济增长的总量不小,但经济效益下降,环境成本高昂,甚至引发诸多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一直保持较高速度,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但也要看到,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并不高,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能源、原材料的消耗巨大,资源、环境问题十分突出。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1985 年、1988 年、1993 年的几次经济“过热”,都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造成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的全面短缺,由此还带来通胀压力。而最近一次的经济高速增长则再一次表明,在国家一再强调要实现“两个转变”和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仍比较粗放,增长的成本较高,煤、电、油、运全面紧张。而就在此前的一段时间里,媒体还曾大张旗鼓地宣传一些地方鼓励多用电的事例。当时就觉得奇怪,因为即使电力供应充足了,也是不应当大量地去耗费的。因为任何增长和发展都是要付出一定的环境成本的。只有节约型增长才有可能是效益型增长,而只有效益型增长才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亦即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发展模式。
有人可能会说,经济学意义上的增长可能不是这样。比方说,如果人人都十分节俭,挣了钱也不去消费,那么生产如何拉动,内需怎么产生,经济怎么发展呢?这就是所谓的“节俭悖论”(paradoxofthrift),即由传统的鼓励储蓄并将其看作是美德,转向了凯恩斯认为的扩大投资和消费可以增加有效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凯恩斯主义者还认为,只有在两种情况下节俭才是可取的:一是通胀时期,二是萧条时期。后者看上去与前者矛盾,但实际是指萧条时期节省下来的资金不是用于储蓄,而是用作投资,以促进经济复兴。
还有一种所谓“破窗理论”(broken-windowfallacy),即有人打破了一扇窗玻璃,于是为修好这扇玻璃会产生一系列的经济活动,这样会带动GDP 的增长云云。
上述说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经济发展阶段可能有一定道理,但在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面前就站不住脚了。因为如果照此办理,地球上的人类就应该多经受一些诸如战争、灾害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才对,因为那样可以更多地“刺激”生产。但事实是,这样的消费或曰消耗只是增加了账面上的价值,而人们并未从中增加任何福利。相反,为弥补这种支出,人们势必减少其他方面的支出,消费并未得到有效增加。尤为重要的是,有不少“自然灾害”正是由于我们在发展中以自然环境为代价造成的,如1998 年洪灾与上游植被破坏的关联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经济学讲扩大总需求不假,但更讲成本和实际效用。不计代价的增长,只能带来一时的“繁荣”而不会带来长远的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上,一定要更多地关注长远利益而摒弃“政绩”和指标观念;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崇尚节俭,少用一次性物品,不搞炫耀型消费。当然,富起来的人们对于何为正常消费、何为不必要的炫耀型消费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不同消费水平的人都坚持“量入为出”的方针,应是属于较为合理的消费范畴之内的。
“炫耀型消费观”的价值本质
最近,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人们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据新华社记者最近的调查,“发现在北京、上海,追求奢侈消费正在成为一种时尚”,“在我国一些城市的富裕人群中,存在着炫耀型消费、浪费型消费”的倾向。这里提出的“炫耀型消费”是一个新概念,概括得也比较准确。炫耀型消费的特征就是追求豪华、甚至是“超豪华”。吃豪华筵席,住豪华别墅,玩豪华车,甚至生前花费巨资为自己修建豪华坟墓。
最近报载,价格近千万元人民币的宾利超豪华私人汽车,目前在中国内地已销售出了至少250辆,稳居全球销售量的第一位,中国已成为全球极高档汽车的最大市场。有人算了一笔账:在我国贫困地区修建一所希望小学约需要20 万元。所以,每辆宾利车主屁股下面等于坐着50 所希望小学。在衣食住行用的每一方面,几乎都能够看到这种豪华型消费的现象,不仅北京、上海有,在全国的不少大中型城市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对这类“炫耀型消费”行为,如果从单纯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有卖的就有买的,只要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只要钱的来路正当,就是法律范围允许的。问题在于,这种现象一旦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倾向,其利弊就值得推敲了。
人们在评价这种消费行为的弊端时,一般多是从这样几个角度分析:一是从资源利用的角度,指出豪华型消费是对自然资源过度利用和耗费,会加剧生态环境的失衡,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二是从社会和谐的角度,认为这种豪华型消费是社会贫富差距突出得更为明显直观,会加剧社会心态的失衡,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三是从道德的角度,指出这种豪华型消费所造成的挥霍浪费,在本质上既是对他人劳动的否定,也是对他自己价值的否定,道德境界不高,追求奢侈享受往往还会导致腐败堕落等等。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那些能够享受豪华消费的人,或者是有钱的人,或者是有权的人。这些人的智商应该说都不低,也不缺少理性思维能力,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上述的这些大道理,有些官员在台上作起报告来对这些道理甚至讲得头头是道。可是,既然懂得这些道理,为什么还是要一个赛一个地去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消费呢?这里面深层的动因是什么?
我认为,要想找到答案,就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炫耀型消费”观念的价值追求做一些探讨。
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三大形态的划分,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社会关系,表现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发展阶段中,已经摆脱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那种人身依附的依赖关系,具有了“人的独立性,”但这还没有完全达到完全意义上的“人的独立性”,而是一种有一定条件限制的“人的独立性”,这就是还必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换句话说,人的独立性还难以摆脱“物”的束缚,只能通过“物”来实现人的独立性。这句话说得非常深刻,说到了现阶段人们生活行为的本质。在物质生活条件匮乏的时期,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主要表现为对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依赖。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首先是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在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对于更高层次的需求,如社会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等,还有些顾不上,其需求欲望会受到压抑变为潜在的东西。当人们不必再为吃饱肚皮愁眉不展的时候,那些高层次的需求欲望就会苏醒,面对突然降临的富裕的物质条件,这些需求欲望会迅速膨胀起来。由于人的独立性还必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结果就导致了人的高层次需求很容易被物化。于是,财富成了实现高层次需求的物质载体,生活资料演变为展示自我价值的标志,成为获取社会尊重的资本。生活消费的豪华程度成为炫耀身份地位的尺度。这时,生活消费的实际意义发生了变化,既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又增加了享受的内涵,在一些人身上更多了炫耀的色彩。想通过生活的豪华消费来显示自己的社会价值,这种观念就是“炫耀型消费观”。
马克思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当今把豪华消费视为炫耀手段,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前些年“大哥大”在我国刚时兴的时候,一些大款们谈生意、下饭馆,都把“大哥大”掏出来,摆在台面上显眼的地方,有时一张饭桌上能摆着好几个。为什么,因为那是身份的象征,是一种炫耀。现在,别说给小老板,就是白送给老板的司机,司机都不要,嫌“栽面”。封建社会官员的等级从服饰上一目了然。如今没有“官服”了,但是官的大小也能够感觉出来,看他坐什么样的汽车,看他住什么样的房子,看他的生活排场有多大。
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有些老板、老总、官员,每天早晨起来,在舒适的住宅小区里晨练,为了健身能够跑步一小时。可是到上班的时候,从家到单位哪怕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也得车接车送。为什么?因为这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不这样就会觉得掉价。当人们还不能摆脱对物的依赖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受物的驱使驾驭,并以物来衡量人的价值,这就是“炫耀型消费观”形成的深刻社会根源。用豪华的消费来炫耀自己的身份价值,暴露出人性的弱点,折射出人的独立性还不完善的方面。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富人的消费方式对社会往往会起到牵引时尚的作用,他们这种炫耀消费行为一旦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有人说,人的追求就像照相机的远摄镜头,当它聚焦于某一点时,便会把这一点周围的一切光与色都“忽略”掉或“模糊化”。同样道理,一旦人们把目光聚焦在对豪华型消费的追求上,就会不管不顾,不管这种消费对社会有什么不良影响,一般的道理说教对他们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怎么才能抑制这种风气的蔓延,人们提出了不少建议,这些建议无疑都有价值。但是,我还想到,还必须从源头上解决贫富差距太大的问题。贫富差距是富豪们得以炫耀的舞台,试想:一位母亲背着沉睡的孩子在街头正为另外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擦鞋,这种强烈的社会反差,在人们对穷人的同情中,还会生出对富人生活的羡慕。当许多老百姓都用得起手机的时候,“大哥大”还炫耀得起来吗?当然,要最终拆掉这个可以用来炫耀的社会“舞台”,不是很快就能做到的,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消费领域中的社会问题
消费是生活方式,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用刀叉吃熟肉”和“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是两种不同的消费方式。两者不仅有“吃熟肉”和“啃生肉”的差别,而且有“用刀叉”和“用手、指甲和牙齿”的区别。前者代表了文明和先进,后者代表了野蛮与落后。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进行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比较时,不是着眼于消费的量的方面,而是消费什么和怎样消费,即消费方式。人进行消费活动,总是通过一定的消费方式来进行。消费方式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消费生活方式的特点,反映了社会的文明程度。
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物质增长,实现了小康,消费中的文明已经不是量的差别,而是质的差别,是消费方式和理念的差别。我们听说过美国的亿万富翁比尔·盖茨去参加一个会议,要在付费的停车场停车,当他知道一个稍远一点的停车场存车较为便宜时,决定多走几步路存到那个便宜的停车场,而不存在付费高的存车场。人们知道这件事情后并没有认为比尔·盖茨“吝啬”和“小气”,反而认为他很“高雅”,很有现代人的风度和气质。我们还知道美国人在餐馆吃饭时总是把吃不完的饭食,“打包”带走,而不是像我们在中国的餐馆中常常见到的那样,吃客留下大量饭菜,扬长而去。相比较而言,我们既不会嘲笑美国人“财迷”,也不再欣赏中国人的“豪爽”和“大度”。其实近年来我们已经发现中国人也在变化,很多人在餐馆吃完了饭,也把吃剩的饭菜“打包”带走,这说明现代消费文明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人们,被人们所接受。
自古以来人们就要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满足人们消费和享受的需要,向往物质极大丰富,“各取所需”的社会。然而人们也一直在追求消费中的文明与科学。封建社会不都是穷奢极欲,也有节俭。古籍《盐铁论·散不足》中说:“诸侯无故不杀牛羊,大夫无故不杀犬彘”。至西汉初期,除祭祀节日外,平时不食肉饮酒。即使当时社会的消费水平很低,但也还不至于连诸侯、大夫都没有肉吃,没有酒喝,显然是崇俭抑奢所致;资本主义社会也不都是纸醉金迷,也有适度消费,量入为出。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著名小说《大卫·科波菲尔》里的密可白先生,曾经制定了一个快乐和忧愁的公式:进款20 镑,支出19 镑19 先令6 便士,结果快乐;进款20 镑,支出20 镑6便士,结果忧愁。从一喜一忧中我们可以知道人们的消费心理和追求。人类文明社会以来,崇俭抑奢、量入为出一直是人们的消费准则。
今天我们生产了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就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是实现小康社会所必须的。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不断增长的同时,我们也要同时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消费生活方式。这种消费方式是以正确的消费观为指导的。这种消费观的首要特点是把消费看成手段,而不是目的,是把消费作为实现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单纯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炫耀主义和奢侈浪费;这种消费方式是自觉地将消费和劳动收入联系起来,量入为出。一方面认为由于多劳多得而改善生活是光荣的、理直气壮的;另一方面又认为享用不劳而获的“不义之财”是可耻的。值得指出的是,今天在市场经济中出现了借贷款消费,超前消费,不是否定了量入为出,而是将今天的“出”和未来的“入”,联系起来,用未来的“入”,付今天的“出”。一个没有未来还贷能力的人是不能借贷款消费的;这种消费方式有健康的消费心理,表现为不盲目追求“时髦”,追求“高档”,而以“实用”为根本,在不断增加消费、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不炫耀人格,不铺张浪费;这种消费方式有科学的消费知识,能意识到挥霍与浪费、超量消费、过度消费不仅消耗了可贵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有损于个人身心健康,与自己与大家都不利。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奢侈消费,浪费无度,小富即奢,“奢新症”之类的“消费病”,既表现了部分消费者素质方面的问题,也反映了一些社会问题。还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就听说过这样的话:“你有万元户,我有万元肚”,我不敢拿公家的钱,但我能用公款吃喝,拿公家的钱是贪污、是问题,公款吃喝却是“天经地义”,类似于这样吃公家、拿公家,给社会上出现的奢侈消费、炫耀消费开了方便之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值得警惕。当前我们要建立节约型社会,提倡节约消费是十分重要的。要把宣传、教育、引导消费者建立文明健康科学的消费方式和治理解决消费领域中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消费文明。
节俭是新时代高尚品位的主流意识
“建立循环经济和节俭型社会”,是党中央根据中国国情而调整制定的基本国策,胡锦涛总书记曾经多次强调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最近,32 名院士又在建立节约型社会座谈会上呼吁建立节约型经济和节约型社会。可以说,建立节约型社会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全人类都必须面临和解决的发展方向及研究课题。
生产与消费,历来都是经济学、社会学乃至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例如德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曾经把发奋努力、勤俭节约和禁绝欲望看作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源泉。在人类生产水平低下、物质产品匮乏的时代里,生产主要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生存,因此节制俭约、“强本而节用”,今天为了明天考虑,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
随着工业化的到来和科学水平的提高,消费才变成了一种文化,其概念本身就包含有消耗费用的含义,以至于在经济学中产生了只有消费才能促进生产,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求大规模的消费的主流学派。
应该承认,消费主义观念的产生是人类生产水平提高、生活水平丰富的标志,消费由物质满足转向精神享受,由质量化而转向风格化,也是人类理性彰显的表现。但是,地球只有一个,资源不可复生,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向人们发出严重警告:人的无穷欲望是不能靠消费来满足的,掠夺式的生产必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于是,一个新的经济观、社会观和哲学观产生了,这就是可持续性发展的生产观和可持续性发展的生活观。
建立节俭型社会不仅需要法律制约、政府调控和市场引导,还需要观念灌输。实际上,一个节俭型社会的成立,不仅是行为方式问题,更主要的还是观念问题。要树立科学合理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就必须要有对社会发展的深度关怀,对自然能量的深度审视和对人性本质的深刻体验。科学合理的生产应该是可循环的、可持续的生产,科学合理的生活应该是满足人的需求、丰富多彩、高尚健康的生活。当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的时候,那种刻意挥霍、乍富宣泄、豪华张扬,“吃胖了再去吃药减肥”的报复心理和价值诉求表现,就会被解释为无品位或低俗的了。
党中央制定的建立循环经济和节俭型社会的基本国策,是具有历史眼光的新思维,是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战略谋划。节约型社会包括节约型经济与节约型生活两个方面,在经济方面,要把生产快速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统一起来,在生活方面,要把科学合理消费与勤俭节约行为统一起来。正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提出的那样,效率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但是效率并不意味着浪费。节俭化的生产和高质量的生活,应该成为当今社会高品位人性表征的主流意识。
来源 天津日报/2005/7 作者 万新平、阎金明等 责任编辑 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