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水利创新的方向是通过建设高效、节水、防污和防洪安全的体系，达到人与河流的和谐发展，这就需要转变过去工作中的一些传统思维方式。例如对节水、防污的措施和作用研究不够，对社会经济需水增长的预测和规划偏高，对河道生态与环境需水考虑不足，对跨流域调水的规模偏大等。 
    拓宽节水和防污思路 
　　在过去的水利工作中，研究节水的措施一般限于灌溉工程。事实上，社会经济节水的指标，应当首先表现在每立方米水的GDP产出；水源应涵盖广义的水资源（大气降水），并开发非传统的水资源。因此，节水措施应涵盖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并考虑如何充分利用大气降水和合理利用土壤水，以及微咸水利用、污水回用等非传统水资源。 
　　在防治污染方面，水利工作往往限于监督污水的达标排放，对于在水利工作本身范围内可能采取的措施，例如清除河、湖底部的污染淤泥，在河道两侧和湖泊水库周边采用水生生物和生物膜等技术手段，至今还只是在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个别试点，而且多数是小规模试验。 
　　建议各级水利部门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重大专项“水体污染的控制与治理”的要求，积极协作，广泛开展试验和建设，并逐步制定相应的规程规范。 
    正确认识需水增长的规律 
　　要防止对社会经济需水增长的认识误区，例如误以为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社会经济用水必须不断增长；误以为水利部门的职责就是以增加供水来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随着经济的增长，用水效率和效益的不断提高，社会经济用水总量应从微增长到零增长再到负增长。水利部门的职责也应是在加强需水管理的基础和保证生态与环境的前提下，合理配置和指导社会经济用水。 
　　以最近20多年的实践来检验，各地对社会经济需水增长的预测几乎都偏高。中国工程院2000年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的综合报告》中提出：“过去对需水量的预测普遍偏高，造成对供水规划和供水工程在不同程度上的误导。” 
　　对节水治污的措施和作用研究不够，导致对社会经济需水增长的规律发生误解。我们不仅要正确认识社会经济需水增长的规律，准确预测，做好水利规划，还要主动运用需水增长的规律，加强对社会经济需水的指导和管理。 
    保证江河的生态与环境需水 
　　与过高预测社会经济用水相反，过去对江河生态与环境需水量的考虑明显不足。当年对黄河、淮河、海河、辽河的流域规划，只考虑如何满足社会经济的用水要求，根本没有想到为维持河流本身生态与环境需要保留的水量，以致造成当前的困境。这个偏向如不改正，将使其他江河继续受到损害。 
　　国外对河流生态需水的计算方法偏重于保证水生生态系统的生长环境，国内的计算很大程度上沿用了国外的方法，得出的结果大约是年径流量的10%。对于独立入海的中小河流，或仅是个别的、对总径流量不产生影响的中小支流，这种计算结果可能符合实际；如果所有支流都按此计算，将产生很大偏差，因为我国江河干流必须保持的最小水量，除河道内水生生态系统的需水外，至少还需考虑保证枯水和中水季节的航运等因素。为此，河流本身需要保持的水量一般为年径流量的70%以上，大大超过上述需水量。为了维持沙漠内的天然绿洲，内陆河流必须保持河流终端湖泊的格局，其生态需水量至少也需年径流量的50%以上。 
　　为了保证人与河流和谐发展，必须审慎研究确定每条河流的生态需水量和流量的时段分配，相应规划合理的开发利用方式。 
    合理规划跨流域调水 
　　由于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完全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人类在开发河流水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了跨流域调水的技术，展示了人类改造河流的巨大能力，但如果跨流域调水的力度过大，也将影响人与河流的和谐发展。 
　　在我国历史上，广西兴安县灵渠的“湘桂分流”、山东京杭运河上的戴村坝分水和四川都江堰的引水工程，都是跨流域调水的成功杰作。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引黄”工程，东北地区的“东水西引”、“北水南调”，以至全国规模的“南水北调”工程，更将跨流域调水推向空前的规模。当前，需要深入研究已建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实际运用情况，总结经验，并复核正在和尚未开工建设的跨流域调水工程规划，警惕过度调水对生态和经济可能引发的负面影响，防止不适当的调水和调水规模过大。对于目前已开工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我认为，其主要意义是以南水北调的水量置换黄河以北由于城市工业用水超采的地下水和挤占的农业用水，而不是大量增加城市工业的用水。要研究和吸取“引黄济青”、“万家寨引黄”等工程建成后运营困难的经验和教训，复核中线规划所依据的需水预测，并建立体现规划意图的相应机制。 
　　解决以上列举的问题，需要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密切配合，需要跨学科和跨部门的协作。 
　　在中国，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人与河流的关系已到了关键时刻，中国的水利工作必须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创新应当成为当代水利工作者的历史责任。（作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